钢盔主教

　　一、 麋鹿、熊猫，名自戴维神甫

　　众所周知，熊猫，亦名猫熊，英文叫PANDA。为什么叫PANDA？有不同的解释，其中最经典、最奇巧的解释就是：作为熊猫的科学发现者戴维神甫把自己的名字拆开，赋予了熊猫。戴维神甫的全名PERE ARMAND DAVID，缩写便成了PANDA。西方人认为，把所发现的动物冠以自己的名字，乃是一种莫大的荣誉，按照常理，戴维本应给熊猫直接起名叫“戴维熊”，为什么结果不是这样呢？原来，戴维于（1869年）四川发现熊猫之前，他是先在北京南郊的皇家猎苑（1865年）发现了麋鹿，然后，一股脑地用戴维的名字为这种神奇的鹿起名为“戴维鹿”（英文俗名和拉丁种名均用了“戴维”）。殊荣在先，怎好重复？为熊猫起名只得隐讳一些。当然，把自己名字与所发现动物永远地联系在一起，对已往的我们来说，似乎难以接受，甚至认为是辱没人，但在西方人看来，这既是光宗耀祖的事情，也是对其科考成果和探险经历的一种永久纪念。

　　2003年10月2日，我在麋鹿苑接待了一位奇特的旅行者：法国艾斯布来特市的市长戴海杜先生，他的行程是先访问北京，然后访问四川。一位法国市长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、先到北京南海子麋鹿老家，然后到四川宝兴邓池沟熊猫老家？一个法国人，跟中国的麋鹿、中国的熊猫，能有什么瓜葛呢？这事还得从清朝同治年间讲起。

　　1865年即清同治四年，一位叫阿芒戴维的法国人，以传教的身份，来到中国，主要精力则是做动植物考察。他在位于北京南郊神秘的皇家猎苑，见到了被称为“四不像”的、连动物学家都闻所未闻的麋鹿。1869年，戴维在位于四川宝兴的邛崃山中发现了令西方人不可思议的动物——熊猫；后来，麋鹿和熊猫都作为科学上的新物种，被戴维介绍到了西方，戴维也因此而名扬世界。

　　戴维神甫（Pere Armand David），或被译为阿芒（爱蒙）大卫、大为、潭卫道、潭微道，是近代法国来华进行生物收集、自然探察人士中的佼佼者，作为在科学史上功勋卓著的动植物发现者，其家乡就在法国艾斯布来特市，所以才发生2003年法国市长到北京麋鹿苑、到四川邓池沟，“重走戴维路”的一幕。

　　中国地域广阔而复杂、自然物种多种多样，驯化历史悠久而辉煌，被西方博物学家称为标本收集的“福地”，绿色财富的宝库，生物考察的“天堂”。从十六世纪起，西方的生物收集者只要来中国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无数的奇花异草，不尽的珍禽异兽，使西方探险家、搜集者、引种者每每满载而归，为博物学、生物学、分类学的完善和丰富，增添了无可忽略的业绩、弥补了不可或缺的记录，而从麋鹿到熊猫，就是其中浓彩重墨的一笔。这个充满传奇的故事，便要从这位法国神甫的在华经历说起。

　　区别于一些西方探险家来华考察的政治意图和军事目的，戴维的经历具备更强烈的博物学特征。戴维神甫是一名学识渊博、具有狂热献身精神的法国人，与其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，不如说他是一名执着的博物学家。一个本应潜心为上帝服务的神甫，为什么会对自然考察如此地感兴趣呢？因为，在西方“自然神学”昌盛的19世纪，博物学家和传教士都认为，自然是上帝“包罗万象的公开手稿”，研究自然，是与上帝的书面信息《圣经》相符的。故而通过研究自然去领承天启，了解上帝，便大受年轻牧师的喜爱，毕竟，投身田野工作比研习枯燥教义要有趣得多，戴维便是其中的一位。寓神学于科学之中，戴维始终乐此不疲，他认为，科考也是对上帝的贡献和莫大荣誉，于是，他抱着“探索真理就是认知上帝”的神圣信条，来到了中国。

　　凭借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点，戴维的足迹，从内蒙阿拉善到北京南海子，从四川宝兴到福建挂墩，其中最为可圈可点的当是在京南皇家猎苑目睹“四不像”、在西南丛林遇见大鲵、珙桐、金丝猴、绿尾虹雉……特别是在川藏山地，与魅力四射、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的不期而遇。戴维在中国西南腹地的考察，揭示了中国作为世界木本植物分布中心、多种农业作物发源中心、特别是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结论，强调了中国生物区系发生的古老性和丰富性。

　　当然，在他富有成效的博物学成果背后，在科学发现与学术贡献的同时，也为西方贪婪的猎手、商人接踵而来索取熊猫、羚牛、金丝猴等物种提供了依据，使中国的自然资源很早就白白流失到了、或被贩卖到西方的动物园和贵族花园。鸦片战争后，清廷羸弱，国门洞开，西方人蜂拥而至，采集了成千上万号动植物标本，无一例外地在国外的刊物上发表成果和争相以他们的名字命名，包括戴维本人在内的一些命名者，很少关注风土民情而狂热专注于标本的获取，在条件不太充分的情况下争相定名新种，甚至出现了张冠李戴、同物异名的现象。

　　难能可贵的是，戴维的生物收集与考察，始终与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当他第一次来华，从内蒙考察返回后，曾给巴黎自然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写信：“如果环境许可，我将继续为法国努力工作，因为，我不愿让英国人独占在远东搜集之优势”。

　　更令戴维始料不及的是，因为他的引荐，麋鹿作为硕果仅存的一群，被引种到了英国的乌邦寺庄园，从而免于全部灭绝。1896年永定河洪水泛滥，南海子的麋鹿仅余20-30只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洪水战乱，雪上加霜，南苑遭劫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！瑟瑟秋风中，德国军队追杀义和团，长驱直入，闯进了昔日的禁地：南苑。苟延残喘的麋鹿种群在战火中遭到灭顶之灾，从此，作为麋鹿故乡的中国，彻底没有了麋鹿（作为残存者的最后的一只麋鹿是1920年死于西郊万牲园的），作为不幸中的万幸，如果不是戴维的引荐，麋鹿不会在英国乌邦寺一息尚存、杜鹃等珍稀品种不会在爱丁堡得以残存，姑且算是西方人对劫掠中国生物资源的一种赎罪和补救吧。

　　作为一个神职人员，戴维虽然没有潜心传教，不算称职的神甫，但他对科学考察的奉献，特别是对人类自然保护的贡献，包括他相当有前瞻性的保护思想，如今，重温他曾经说过的这些经典话语，堪称神圣啊：

　　“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宇宙的奇妙，却因以自我为中心的物欲，变得视而不见、单调无聊。上苍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与我们共生的动植物，它们也有生存权利，我们却在残酷地剥夺着它们。难道造物主造就了这么千姿百态的生命体，仅仅就是为了让她的杰作之一：人类，将其永远地毁掉吗？”